城读 | 当星球城市化遇到农业问题

Ghosh & Meer 城读 2022-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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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星球城市化遇到农业问题

城市问题与农业问题密不可分

Ghosh, S., & Meer, A. (2020). Extended urbanisation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Convergences, divergences and openings. Urban Studies. 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20943758

题图来源:

合肥密集高楼紧邻农田

AFP/GettyImages,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5/feb/16/china-mega-airport-symbol-flight-agriculture-urbanisation#img-1

列斐伏尔在其经典著作《城市革命》中提出“社会已经完全城市化了”的假设，为星球城市化理论奠定基础。从列斐伏尔的理论出发，博任纳(Neil Brenner)批判当前主流城市中心主义的方法论，推动城市研究理论的范式转移：从“城市中心主义的方法论“到”没有外部的城市理论“ （详情参阅城读 │当列斐伏尔的预言成为现实：走向星球城市化的城市研究）。

星球城市化的概念改变了城市研究领域，使其最基本的认识论范畴——“城市“和”城市化“——受到元理论的审视，它将”城市“和”城市化“视为理论范畴而非经验对象，不仅挑战了根深蒂固的”城市中心主义“的当代城市研究，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替代方案。

但是，哈佛大学的高希(Swarnabh Ghosh)和麻省理工的阿扬•米尔(Ayan Meer)认为，星球城市化虽然呼吁关注城市之外的城市化，但其理论基础仍是各种不同的城市理论，缺乏对批判农业研究的借鉴，他们认为扩张城市化与城市研究可以从批判农业研究中获益良多。他们在《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 发表论文《扩张城市化与农业问题：合流、分流与新议题》，综述农业问题的过去与现在，介绍批判农业研究重要概念和观点，提出星球城市化与农业问题的交叉研究议题。

如果说星球城市化的概念是出于重新定义和重新调整城市问题的尺度的雄心，那么我们认为，城市问题本身与农业问题是密不可分的。城市和农业变迁一直是相互构成的。

尽管对于城市及其与乡村关系的思考一直在城市研究领域长盛不衰，但是农业问题，乃至庞杂多样的农业研究领域，基本没有引起城市研究者的关注和思考。与此相关的是，农业研究学者成果很少在城市研究和城市地理学者的研究中出现，尽管他们对农业/城市社会空间和社会经济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在后殖民时代的全球南方背景下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洞见。

本文旨在通过对星球城市化和批判性农业研究的关键互补概念的解读，从而更充分理解资本主义下城市与非城市社会空间重构关系，使两个庞大的跨学科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走到一起。星球城市化研究关注城市之外的社会空间转型，可以在与批判性农业研究领域对话中获益良多。

经典农业问题：过去与现在

自19世纪末首次提出“农业问题”以来，倾注了大量智识和政治实践，显示了农业问题的受历史情境影响的多重含义、意义和政治愿景。尽管农业问题在20世纪末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获得了多层意义，但对于农业问题的多重表述中的核心是对“城市/工业“以及”农村/农业转型“的共同兴趣。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动态的历史力量，刺激城市发展，同时通过“把相当一部分人从农村生活的白痴状态中解救出来“来改变农村。在这一经典表述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是以农民被剥夺和流离失所为前提的，农民会加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并最终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卡尔·考茨基在19世纪末的《农业问题》中正式提出经典农业问题：这部著作主要关注“资本是否以及如何攫取农业，如何革命化农业，使旧的生产形式和财产形式难以为继，并为新的生产形式创造了必要"。

考茨基来认为，农业资本的出现在结构上必然是与工业生产的商品在农村的扩大和深化使用以及“前资本主义”状况下商品生产的缩减同时出现的。这种对市场依赖性的加强造成了“对货币的需要”，导致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和农业资本的发展。从而导致农民内部的分化和专业化，因为某些农民将成为市场竞争的生产者，并调动积累资本化的策略，而那些无法竞争的农民将继续为生存而生产，即使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不断分散和减少，使他们日益难以满足家庭所有需求，迫使他们出售资产，并最终出卖劳动力以求生存。同时，考茨基认识到关键的一点，小农在功能上是资本主义农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既是大规模农业企业出卖劳动力，又购买大规模农场的产品，以满足生存需要。

考茨基所描述的过程预示了当代全球农业转型，特别是农工资本以各种不同方式将小商品生产吞并——但没有完全转变——以满足其自身需求。但考茨基认为，工业不可阻挡地扩展到农村，最终将改变农业生产关系，因为“任何与工业相联系并依赖于工业的农业活动都会进入一个不间断的转变阶段，不断创造和再造新的形式_就像工业本身一样"。考茨基的贡献为今后关于阶级形成和农业问题的辩论设定了条件，一方是将统一的农民作为进步的反资本主义力量的浪漫表述，另一方是强调 "农民的死亡“以及这一范畴的过时、反动性质。

有学者认为经典的农业问题，包括向农业资本主义的过渡或出现，已经变得无关紧要。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经济活动组织中的国际化，包括晚期资本主义农业部门的彻底转变，因为农业通过全球、国家和亚国家的劳动分工、资本循环、商品链、工业加工、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日益实现了一体化，尽管并不均衡。

尽管经典农业问题的方法和关注点似乎与当代农业发展问题相去甚远，但它们构成了理论基石，在此基础上，后续农业问题不断被重新构建。如果说农业问题确实因全球化和地缘经济一体化而变得无关紧要，那么劳动力仍是农业问题的核心。被全球资本绕过的广大农民和农民工，日益为生计而挣扎，面临再生产的危机。因此，农业问题只有在“形成从属的劳动阶级对资源、生产和积累的政治斗争“的范围之内，才是有意义的。

“全球去农民化（global depeasantization）“ 和新的劳动分工

阿拉吉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出发，将农业问题置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动态之中。阿拉吉认为，农业关系由空间和社会关系共同构成，这种关系超越“农村或城市”的二元的、固定的和给定的区别，也超越“农村—城市连续轴的定量和平面空间”。阿拉吉对农业社会关系采取了一种根本性的关系观，强调农业社会关系与环境退化、城市化和非正规化之间的“深刻的相互联系”。

阿拉吉研究的关键概念是 "全球去农民化"，指1945年至1990年左右“第三世界农民的经历“，当时大量农民赖以直接获得其生活资料生产的农田被征用，农民流离失所，创造了大量城市富余人口。

“全球去农民化”的概念分为两个阶段。

源于20世纪初的“长期国家发展主义”时期，在1945年至1970年代期间加剧；

1970年代开始的“后殖民新自由全球主义”时期。

2008年后，为了应对粮食、能源、气候和金融等多重危机的交织，以及全球资本的新中心(如全球南方跨国公司和国家-国内资本联盟)对商品日益增长的需求，通过全球土地掠夺加剧了大规模的圈地和去农民化。

这一复杂的空间结构重构过程，导致农村强拆式积累，阿拉吉将其描述为 "我们时代的全球大圈地"，其空间表现形式为全球去农村化和全球超城市化。全球去农村化指通过向外移民、郊区化和工业、农商业、信息和服务经济日益侵入曾经的农村空间而压缩全球农村空间。类似地，全球超城市化指通过无产阶级化和无家可归的剩余劳动力人口的聚集而扩大全球城市空间。

星球城市化与批判农业研究的交叉议题

全球去农民化和去农村化作为扩张城市化的劳动力维度。扩张城市化的概念强调城市范围之外的空间转变，因为这些空间的功能化是为了满足城市增长的社会代谢需要：食物、水、能源等。同时，扩张城市化还包括另外两个要素，基础设施发展的扩张和强化，以及通过私有化、商品化和其他形式的剥夺性积累来圈占土地。去农村化的概念指同样的一个过程，但从相对的角度来看。即使阿拉吉将他的分析框定在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历史形式的空间不满之上，他的指导重点也是历史价值关系和阶级形成在农村空间或农业生产景观中的表现。阿拉吉密切关注由去农民化过程和圈地粮食体制的构成所引起的全球阶级分化。在此背景下，去农村化不仅指过去的农业用地转变为非农业用地，而且指全球南方前所未有的农村到城市移民和农业就业城市化。

超越巨型的功能性景观。赤裸裸的“功能性景观“不一定意味着在土地使用上脱离农业，也不一定意味着全球资本对以前”未曾碰触过的“景观的破坏性降临，而是通过供应链的重组和纵向一体化，使社会关系发生渐进的、不平衡的变化。这往往导致农业社区内的社会分裂，因为生产关系和社会再生产关系——包括种族、种姓、宗教、性别和家庭关系——被普遍的市场要求重新配置。

走向关系分期。对城市化过程进行历史分析的方法可以结合粮食体制观点支持者所制定的全球农业粮食安排的世界历史分期进行。因此，粮食体制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批判性的历史基础，对20世纪漫长的粮食体制过渡和巩固所促成和产生的社会空间(和社会生态)转型进行时代分期、历史化和比较，并用于分析具体的功能性景观和集聚场所之间的关系。反过来说，将城市化的辩证法与特定历史地理的商品边疆历史化，例如从19世纪中叶美国中西部谷物的生产到19世纪末旁遮普运河殖民地的建设，不仅可以发掘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其他地缘历史，而且还有助于阐明伴随交替的世界历史性粮食体制的尺度重构过程和社会空间的相互依存关系。